曾國藩始終不懂：惡人先告狀是官場慣用的伎倆。
滿族入關建立大清國，並沒有妄自尊大地以滿文化取代漢文化，而是采取了雙軌並行的模式，一方麵保持著滿文化的原住性，另一方麵也繼承了漢文化的悠久性。比如在對儒家文化的尊崇與推廣、對漢製的沿用等方麵更是全盤接收，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當然有漢文化博大精深、實難割裂的曆史傳承，也有清統治者籠絡天下民心、士心的政治考量。建廟立祠，祭祀孔子和曆代大賢大德的行為，便是這種考量的具體表現之一。
北京的文廟就是專門用來祭奠儒學宗師孔子和曆代大賢之所，興建於清順治十九年（1645年），也就是大清入關的第二年，中間除了乾隆年間翻修過一次外，已經有近百年的時間沒有修繕過了。於是，道光帝準備搞一次徹底翻建，為住在裏麵的孔老夫子再塑金身，同享天朝盛世。道光帝除了欽命工部右侍郎匡正為翻建的總監理、翰林院掌院學士文慶為第一副總監理兩名滿係官員外，而任命備受恩寵的漢官曾國藩為第二副總監理。
對曾國藩來說，能有機會參與文廟的建設，這本身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求的幸事，而擔任第二副總監理，就更表現出是皇上對自己的無盡信任與恩寵了。可問題是曾國藩是學文科出身，對於建築、算學一竅不通，是一個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門外漢。
在曾國藩看來，盡管皇上恩寵有嘉，但自古以來，都是行家看門道兒而外行看熱鬧，外行絕對是領導不了內行的，更不用說親手去做了。
皇上派的差事，不管你能不能做都是推脫不了的；硬要推辭就是蹬鼻子上臉，就是抗命不遵，就要砍腦袋。但曾國藩知道自己半斤八兩，接了差事後顯得惶恐不安，生怕幹不明白交不上差，便鬥膽向道光帝力辭。道光帝也是一個認死理的人，在他看來曾國藩是員能臣，應該幹啥都行，而且還能幹好，所以沒治曾國藩請辭之罪，當然也沒有批準他辭職的請求。曾國藩無奈，隻好遵從聖命。他一方麵臨時抱佛腳，學習相關建築、算學等基本業務；另一方麵編製搞預算，跑市場選料購貨，還親自監工，忙得團團轉，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文廟的建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