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學術爭論，朱光潛素來是有來必往的，但對於魯迅的上述批評，大概鑒於魯迅的論域較廣，並不限於文學批評的範圍，加之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政治氣候，朱光潛還是選擇了沉默。不過，這並不意味他內心接受了魯迅的批評，在私下的場合，一有機會，朱光潛仍要說明他與魯迅在此問題上的分歧實質是什麽。
回過頭來檢視魯迅和朱光潛的爭論可以發現，魯迅的學術趣味和“投槍”鬥士的文化立場有關，這的確和朱光潛有很大差別。一方麵，魯迅的這種“戰鬥”者麵貌出現的美學觀常有明顯的功利性，但也具有反對抽象形上學實體化思維的特點，由於他突出了反對“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觀，使得一般讀者常容易把朱光潛看做是“超功利”(為文藝而文藝)的代表和魯迅美學觀的對立麵。
事實上，朱光潛早在和魯迅爭執之前寫的代表作《文藝心理學》和《詩論》(稿成於留歐期間)裏就已經批評了康德、克羅齊形式派隻強調“為文藝而文藝”的觀點，所提出的美感經驗的“前因後果”論實際已包含“功利”和“超功利”統一的觀點。在《文藝心理學》對“假古典主義(後來朱光潛翻譯成新古典主義)”的“類型”說的批評和魯迅對“虛懸”形式主義形上學方法的批評並無思想的對立。因此，可以說在朱光潛未作回應的這場學術爭論中，學術界誇大了魯迅和朱光潛觀點的對立，隻是注意到問題的一方麵，沒有注意到問題的另一方麵。
注釋
1.本文原載於1935年12月的《中學生》第六十期。據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2月版《朱光潛全集》第八卷第393—397頁，
2.朱光潛《再論周作人事件》: “我個人和周作人先生在北京大學同事四年，平時雖常晤談，但說不上有什麽很深的友誼。”詳見《朱光潛全集》第九卷，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