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第三種人”》是魯迅晚年撰寫的一篇較為重要的雜文。此文寫於1932年10月10日，發表於20天後——1932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現代》第二卷第一期。此文仍然沿襲了魯迅一貫的犀利筆鋒，矛頭所向直指論敵——“第三種人”。但在猛烈抨擊為他所痛恨的“為虎作倀”的“第三種人”之前，他首先對“第三種人”為之辯護的“文學自由人”胡秋原，予以了雖不指名道姓但是火力更加威猛的抨擊。繼馮雪峰、瞿秋白、周揚多篇檄文之後，在魯迅的筆下，胡秋原又一次被斥之為“資產階級的走狗”。也正由於魯迅當年在激憤之餘開具的這兩頂帽子，給胡秋原的一生蒙上了另類的色彩。
不妨先來讀一讀《論“第三種人”》一文。
論“第三種人”1
1.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評論》創刊號發表了《阿狗文藝論》一文，他自稱“自由人”，一方麵批評“民族主義文學”，一方麵則對當時“左聯”所領導的革命文學運動進行攻擊，因此受到“左聯”的反擊。本篇及瞿秋白所作《文藝的自由和文學家的不自由》（1932年10月《現代》第一卷第六期）就是在這情形下發表的。
這三年來，關於文藝上的論爭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揮刀的保護之下，掛著“左翼”的招牌，在馬克思主義裏發見了文藝自由論，列寧主義裏找到了殺盡共匪說的論客2的“理論”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開口。然而，倘是“為文藝而文藝”的文藝，卻還是“自由”的，因為他決沒有收了盧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種人”，“就是死抱住文學不放的人”3，又不免有一種苦痛的豫感：左翼文壇要說他是“資產階級的走狗”4。
代表了這一種“第三種人”來鳴不平的，是《現代》雜誌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蘇汶先生的文章5（我在這裏先應該聲明：我為便利起見，暫且用了“代表”，“第三種人”這些字眼，雖然明知道蘇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絕“或者”，“多少”，“影響”這一類不十分決定的字眼一樣，不要固定的名稱的，因為名稱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6，“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豫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