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這場本不該發生的論辯過去半個世紀後，曆史上一度被人視作“反共老手”和“托匪”的胡秋原，為“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大陸的開放路線所深深折服，熱烈歡呼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時代的來臨。1988年胡秋原在台灣登高一呼，成立“中國統一聯盟”。四個月後，正在美國訪問講學的胡秋原無視台灣的李登輝當局的一再發出的恐嚇，毅然直飛大陸，與中斷了40餘年來往的鄧穎超、李先念等中共領導人老友笑論兩岸一統大業，被海內外輿論譽為“兩岸破冰第一人”，他說：“我做中國人定了，相信沒有人能夠開除我的中國國籍！”
在時空越過70多年後再來檢視一下當年發生的這場“文學自由論辯”，以及魯迅在其《論“第三種人”》一文中對胡秋原的指斥，可以窺見其先天的症結之一二。一方麵，當時政治環境的異常險惡，魯迅對外部人事信息的渠道較為閉塞，如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蘇區的實際情況了解尤為甚少。而在另一方麵，那些圍聚在魯迅身邊被魯迅視為“知己”、“親密戰友”的瞿秋白、馮雪峰等共產黨高層人士，即或他們知悉一些內情的話，他們也難於會同魯迅講述或探討中共黨內和蘇區發生的極左路線指導下的殘酷鬥爭。
然而，令胡秋原終生難忘的是魯迅在《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一文中保護了他。此外，胡秋原還有令他終生難忘的另一件事是，當“文藝自由”論辯結束時，不僅在上海的中共最高負責人張聞天以“科德”的筆名寫下了那篇著名的《文藝戰線上的關門主義》的文章，嚴肅地批評了“左聯”一些人在這場“文藝自由論辯”中的極左做法，而且，魯迅還專門委托馮雪峰給他送去了一幀為他所喜愛的“俄國馬克思主義之父”普列漢諾夫的照片。馮雪峰在交付照片時向胡秋原說明，這是蘇聯友人剛剛送給魯迅的，為此，魯迅將其送去照相館經精心翻拍後，贈送給胡秋原，以釋前隙。胡秋原直到晚年都稱魯迅的這個舉動“很有人情味”，“我永遠忘不了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