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西方勢力大舉入侵，傳統社會內部積弊叢生，中國遭受巨大危機。有識之士開始質疑傳統社會的價值體係與思想學說，伴隨著救國救民之路的探尋，批判也日漸犀利。例如，青年時曾飽嚐家庭倫理之苦的譚嗣同痛陳：“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因此“獨夫民賊，固甚樂三綱之名，一切刑律製度皆依此為率，取便己故也”。此外在他看來，“五倫”唯有朋友一倫最為平等，其他皆屬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譚嗣同疾呼“衝決網羅”，就是希望人們打破舊的、腐朽的社會關係，培養獨立、自主、大無畏的豪邁人格。
章太炎在當時也是如此。他指出：“小群，大群之賊也；大獨，大群之母也。”“大獨必群，群必以獨成。”呼籲人們擺脫傳統社會裏各種束縛人心的倫理關係，重建社會組織，讓人與人之間能真正團結，形成“大群”，即近代民族國家，從而使中國步入獨立富強之路。
但是改造社會談何容易，章太炎1906年東渡日本，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演說時，特別指出他心目中的自立之道。在他看來，世間驚世駭俗之論往往出之於瘋子，而且也隻有瘋子才能言行一致、不畏險阻、實踐所言，世間能成大業者多出自此輩。若是所謂的“正常人”，在種種阻礙麵前，絕難百折不回，孤行己意。因此他十分願意別人稱他為“瘋子”、“神經病”。世人常稱章太炎為“章瘋子”，便是出自這裏。在他眼中，“瘋子”、“神經病”就是能不懼艱難險阻、不被名利**、意誌堅定不屈、具有勇猛奮發精神的人。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在艱巨的革命事業裏有所作為，才能稱之為真正的獨立。
同時在章太炎看來，中國傳統儒學遠不能塑造出這類人物。他認為“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為心。”所以“用儒家之道德，故堅苦卓勵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基於此，他希望“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他所謂宗教，乃是具有“依自不依他”性格的華嚴、法相二宗。“要有這種信仰，才得勇猛無畏，眾誌成城，方可幹得事來。”同時他表彰長期被視為儒門異端的《禮記》中的《儒行》篇，發揚其近乎俠道的慷慨激越之氣，提倡“知恥”、“重厚”、“耿介”、“必信”四種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