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以來，傳統社會組織日漸解體，許多青年學子與知識分子聚集於大城市之中，他們的生活方式較之往昔，已大不相同。當時一位青年人寫道：“在街上，紅色的，紫色的，黃色的，灰色的，高級人群的海。這都市的繁華麵，行走著威風凜凜的官僚政客，挺挺的大腹賈，蛇頭鼠眼的密探和殺氣騰騰的警察與憲兵，還有，貴族的公子，小姐妖媚的眼睛。”而另一麵，“這都市的貧民區域，有了聽不清的啼饑的孩子，有了無數顫顫號寒的老婦。畏縮，躡足，從門縫裏出來了年輕賣**的姑娘與母親。”因此他稱都市為“動亂的天堂”。
對這一幕，魯迅也深有體會，因此在1920年代末期，他開始宣傳左翼文學，翻譯了許多蘇聯的文學理論著作，提倡文學應寫出普羅大眾的喜怒哀樂，批判當權者對民眾的壓迫，號召廣大民眾起身反抗。後來“左聯”成立，魯迅被青年左翼作家奉為“旗手”。他晚年的作品，多為揭示與抨擊社會權勢階層及其附庸文人的諸醜態。魯迅的雜文，被人視為匕首。當“狂人”找到了“信仰”時，他開始與整個舊社會作毫不留情的鬥爭。
章太炎晚年雖也耳聞目睹世風時局的種種亂象，但他不像許多人那樣，將這些現狀歸結於中國傳統文化不適應西方政治與文化，進而開始批評中國傳統文化，而是視此為中國曆史演進中各種消極因素交織而成，在今日湊合呈現的結果。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晚年力倡“修己治人”之學的重要性。在章太炎看來，今日提倡“修己”之學，實為亂世裏的救急之術，而非借此修身成德，優入聖域。因此他一反晚清之時對王學（指王陽明學）的批評，開始表彰後者的積極作用，認為服膺王學能使人一介不取、身處汙世而有所不為，此乃居於今世所最應提倡者。此外，他祭出《大學》《儒行》《孝經》《喪服》四篇經典，在文章與演講中對之極力宣揚，希望能讓人們行有操守、剛毅英勇、超脫流俗，同時不忘故常，以禮持身，從敬宗收族出發，循序漸進，臻於對民族國家的熱愛。在“治人”方麵，他主張應從中國曆史本身的演進中來認識現狀，並且目睹當時國步維艱、民族危機日益加劇，因此在許多場合提倡讀曆史，視此為致用之道。他主張讀史應識大體，熟知曆代政治社會變遷，以及疆域沿革梗概，通過對曆代史事的稔熟於胸來從中吸取足以為當下所借鑒與取法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