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身在台灣的梁實秋發表了《關於魯迅》一文，用相當大的篇幅回憶和評價這位當年的文壇論敵。文中寫道：
近來有許多年輕的朋友們要我寫一點關於魯迅的文字。……在小說方麵，魯迅隻寫過若幹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的作品，他的頂出名的“阿Ｑ正傳”，也算是短篇的。據我看，他的短篇小說最好的是“阿Ｑ正傳”，其餘的在結構上都不像是短篇小說，好像是一些斷片的零星速寫，有幾篇在文字上和情操上是優美的。單就一部作品而論，“阿Ｑ正傳”是很有價值的，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的一個典型的愚民，在心理的描繪上是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我們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Ｑ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我以為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在文學的研究方麵，魯迅的唯一值得稱道的是他的那本“中國小說史略”，在中國的小說方麵，他是下過一點研究的功夫的，這一本書恐怕至今還不失為在這方麵的好書。……
魯迅一生坎坷，到處“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氣，橫亙胸中，一吐為快。怨恨的對象是誰呢？禮教，製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是紹興人，也許先天的有一點“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的根底在當時一般白話文學作家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所謂雜感）在當時的確是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麽體係，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麵的主張。魯迅不足以語此。他有的隻是一個消極的態度，勉強歸納起來，即是一個“不滿於現狀”的態度。這個態度並不算錯。北洋軍閥執政若幹年，誰又能對現狀滿意？問題是在，光是不滿意又當如何？我們的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真是百孔千瘡，怎麽辦呢？慢慢的尋求一點一滴的改良，不失為一個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