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25日，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大禮堂裏正在紀念兩位非正常死亡的學生，她們是劉和珍、楊德群。大禮堂外，魯迅滿腦子都是一個女人的形象，有熟人過來與他打招呼時，他還在想著，這個女人怎麽如此殘忍？“先生為劉和珍寫點什麽吧！”那熟人說完就走了。魯迅決定下筆寫。文中除了紀念劉和珍的點滴往事外，更少不了對那個叫楊蔭榆的女人的痛斥。在他一生的論戰中，或許再沒有第二個女人能夠被他如此重視、如此激烈地斥責。
翻開這位手持“匕首”的作家的文集，從1925年5月10日寫的《忽然想到之七》到1925年8月的《女校長的男女的夢》，再到1925年11月23日寫的《寡婦主義》，直到1926年4月寫就並進入中學課本的《紀念劉和珍君》，楊蔭榆的惡名無篇不在：張牙舞爪，惡婆婆，武斷，迫害，“可惡、卑劣”……，成了依附北洋軍閥、壓迫學生、推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中華民國的教育史上，有兩位知識女性是不可忽略的，一位是吳貽芳，另一位就是楊蔭榆。她們同為女子大學的女校長，地位相當，命運卻迥然不同。後者是壞校長的標本，前者是好校長的典範，這幾乎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蓋棺之後的定論。當然，任何曆史都不是鐵板一塊，尤其是那些負麵人物，“一居下遊，則天下之惡盡歸焉”，這種最方便的做法不無可議之處。何況當年給楊蔭榆判處“極刑”的是魯迅先生，就更值得我們重新審視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