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說徐誌摩文筆“飄飄然”，當然是很有見地的批評。徐氏有著良好的藝術修養與素質，為詩為文，文筆空靈通脫，一如空中白雲舒卷幻化，奇境迭出而又了無痕跡，為人所津津樂道，但他胚胎連接著上層社會，與當時中國社會的廣闊生活相脫離，這成了他先天性的缺陷，導致他的作品中缺乏深入反映現實、震撼人心的力作，而隻能供人們在茶後酩賞、怡心悅性，啟發人們的審美情趣。當然，這也與他過早逝世有關。
因彼此風格觀點的大異，徐誌摩對魯迅雖始終心存敬畏，但終不免高山仰止，不能撥開魯迅冷峻的外貌而目睹廬山之真麵目，無法理解魯迅之思想。是以二位文壇名家，為世所重，卻始終形同陌路，不為彼此所重，亦文壇一大憾事也。
魯迅作為一個時代中的偉大存在，在“風沙撲麵”“虎狼成群”的時代，始終以不妥協的戰士的麵目出現於世，肩扛黑暗的閘門、義無反顧。他厭惡風花雪月的小資情調與一切不相協調的優雅閑適，所以他與偏向於此道的徐誌摩始終格格不入，這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是可以理解的。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從某種意義上說，很難去苛求那個年代的每個作家都去當“戰士”，也應當允許有些作家去進行靜觀以及從自我意識出發進行精神創造。我們來看徐誌摩《猛虎集序文》中的一段自白：
“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你們也不用提醒我這是什麽日子；不用告訴我這遍地的災荒，與現有的以及在隱伏中的更大的變亂，不用向我說今天就有千萬人在大水裏和身子浸著，或是有千千萬人在極度的饑餓中叫救命；也不用勸告我說幾行有韻或無韻的詩句是救不活半條人命的；更不用指點我說我的思想是落伍或是我的韻腳是根據不合時宜的意識形態的……，這些，還有別的很多，我知道，我全知道；你們一說到隻是叫我難受又難受。我再沒有別的話說，我隻要你們記得有一種天教歌唱的鳥不到嘔血不住口，它的歌裏有它獨自知道的別一個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獨自知道的悲哀與傷痛的鮮明；詩人也是一種癡鳥，他把他的柔軟的心窩緊抵著薔薇的花刺，口裏不住的唱著星月的光輝與人類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來把白花染成大紅他不住口。他的痛苦與快樂是渾成的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