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因為“女師大”風潮事件，魯迅、周作人等人在《京報》上發表《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公開支持學生正義鬥爭。不久，《現代評論》上發表了陳西瀅的《閑話》一文，文中不無含影射沙地說：“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勢力的某籍某係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這個宣言語氣措辭，在我們看來，未免過於偏袒一方，不大平允。”
這種貌似“平允”實則為當局辯護的口吻，激起了魯迅的強烈不滿，他以異常的辛辣寫了《我的“籍”和“係”》《並非閑話》等文反擊了陳西瀅。正當陳西瀅與魯迅交鋒正熾的時候，徐誌摩也不期然地卷入了進來。
1926年1月13日，《晨報副刊》上發表了徐誌摩的《“閑話”引出來的閑話》一文。他的這篇文章本是為陳西瀅讚美法國文學家法郎士寫的一篇“閑話”文章捧場的，但他讚美陳西瀅的一段話在魯迅看來是客觀上站在了陳西瀅的一邊：“他（陳西瀅）學的是法郎士對人生的態度，在譏諷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譏諷；學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義’，任憑當前有多少**，多少壓迫，多少威脅，他還是他的冷靜，攪不混的清澈，推不動的穩固，他唯一的標準是理性，唯一的動機是憐憫。”
魯迅如此回應道：“有一種所謂‘文士’而又似乎批評家的，則專是一個人的禦前侍衛，托爾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東畫西的，就隻為做一個屏風。其甚者竟至於一麵暗護此人，一麵又中傷他人——就是隻做侍衛的，也不配評選一言半語，因為這種工作，做的人自以為不偏而其實是偏的也可以，自以為公平而其實不公平的也可以，但總不可‘別有用心’於其間的。”
其中“所謂‘文士’而又似乎批評家的”，實際上是指徐誌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