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逝世後，郭沫若曾作一挽聯：“方懸四月，疊墜雙星，東亞西歐同殞淚；欽誦二心，憾於一麵，南天北地遍招魂。”魯迅先生逝世十年後，郭沫若又著文紀念，再一次為自己未能與魯迅謀麵而追悔莫及，“自己實在有點後悔，不該增上傲慢，和這樣一位值得請教的大師，在生前竟失掉了見麵的機會”，“我與魯迅的見麵，真的可以說是失之交臂”。
他們究竟為什麽失之交臂，個中緣由確實耐人尋味。
1920年10月，郭沫若在《學燈》增刊上第一次讀到魯迅的小說，那就是《頭發的故事》。讀過之後，他認為魯迅的觀察很深刻，筆調很簡練，又“覺得他的感觸太枯燥，色調暗淡，總有點和自己的趣味相反駁”。郭沫若後來說，他對魯迅文風的這種感覺“直到他的《呐喊》為止”才改變。正因如此，當時鬱達夫勸郭沫若讀魯迅的《故鄉》和《阿Q正傳》時，他沒有再去讀了。郭沫若說：“但我終是怠慢了，失掉了讀的機會。以後的著作便差不多連書名都不清楚了。”
不過，郭沫若在評價魯迅小說和周作人譯作時，明顯地尊重魯迅的小說，認為小說為“處女”，譯文為“媒婆”，“處女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魯迅曾說，郭沫若的主張，“我是見過的，但意見不能相同，總以為處女並不妨去做媒婆”。“我終於並不藐視翻譯”。魯迅還由此談到了郭沫若的翻譯風格，委婉地批評道，“我對於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膽大。”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鬱達夫等成立創造社。成仿吾等青年作家年輕氣盛，撰文批評了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呐喊》。而魯迅看到這些批評文章後則回應說，“他的‘庸俗’的罪名，幾斧砍殺了《呐喊》，隻推《不周山》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在《呐喊》二版出版時，魯迅故意刪去成仿吾所肯定過的《不周山》，以“向這位‘魂靈’回敬了當頭一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