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魯迅偕許廣平從廣州來到上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他已有意與創造社和好，他在致李霽野的信中說：“創造社和我們，現在感情似乎很好。他們在南方頗受壓迫了，可歎。看現在文藝方麵用力的，似隻有創造，未名，沉鍾三社，別的沒有，這三社若沉默，中國全國真成了沙漠了。”他們終於想到一起，都主張恢複《創造周報》，以“作為共同園地”，共同開展新文化運動。
創造社的領袖是郭沫若，魯迅知道他參加過北伐，因此對於自己與郭沫若及創造社合作充滿信心。到上海不久，魯迅就與創造社聯絡。11月7日，郭沫若也很快指派創造社三位成員鄭伯奇、蔣廣慈、段可情與魯迅洽談，並達成合作意向和方式，決定恢複出版《創造周報》，發表聯合聲明。12月3日，在《時事新報》上刊登了《創造周報》複刊廣告，由魯迅、郭沫若、蔣廣慈、馮乃超、張資平等三十餘人為特約撰述員。合作的準備工作非常順利，魯迅滿懷期待。可是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
1928年1月15日，預定複刊的《創造周報》沒有出版，卻出版了創造社新創辦的刊物《文化批判》，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對魯迅進行猛烈的批判，其中有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成仿吾的《打發他們去！》、錢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等。
對於魯迅的批判，創造社方麵的成員沒有對魯迅作任何解釋，原來聯絡的人也都不願意再與魯迅見麵。魯迅一下子被搞懵了，他先是保持沉默，靜觀事態發展。但是接踵而來的批判火力越來越猛，調子也越來越高，魯迅不得已起而回擊，寫了《“醉眼”中的朦朧》等一係列文章。
在創造社批判魯迅的文章中，要算郭沫若以杜荃為筆名在《創造月刊》二卷一期所發表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批評魯迅的〈我的態度氣量和年紀〉》一文措辭最為嚴厲，態度最為激烈，幾近於惡毒謾罵和人身攻擊。文章罵魯迅是“資產階級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像這樣尊重籍貫，尊重家族，尊重年紀，甚至於尊重自己的身體發膚，這完全是封建時代的信念！”“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