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魯迅的肺病日見深重、體質每況愈下，就在這時出現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的兩個口號之爭。“國防文學”的口號是周揚、夏衍等人最早提出，並將之作為上海進步文藝界的統一政策。
最初，郭沫若對“國防文學”的口號，也有不甚了了之處，認為“國是蔣介石統治著”，所以，“用‘國防’二字來概括文藝創作，恐怕不妥”。但他最終還是接受了“國防文學”口號，而不同意“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並認為魯迅等人“標新立異”所提出的口號，“是錯誤了的理論和舉動”。
魯迅等在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時，本想和郭沫若商量，但是，正如魯迅所說，由於“郭沫若先生遠在日本，被偵探監視著，連去信商問也不方便”。
這年8月上旬，魯迅寫了《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對兩個口號之爭發表了係統的意見。魯迅信中的一段話說：“我和郭沫若、茅盾兩位，或相識，或未嚐一麵，或未衝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鬥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象我們隻在爭座位，鬥法寶。”
郭沫若讀後深感愧疚，對魯迅“態度很鮮明，見解也很正確”的觀點，表示“徹底佩服”。8月30日，郭沫若不畏酷暑，打著赤膊，在大汗淋漓中寫成《搜苗的檢閱》，有意向魯迅表示歉意，他說：“我自己究竟要比魯迅先生年輕些，加以素不相識，而又相隔很遠，對於先生便每每妄生揣測，就如這次的糾紛吧，我在未讀到那篇萬言書之前，實在沒有摩觸到先生的真意。讀了之後才明白先生實在是一位寬懷大量的人，是‘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的。因此我便感覺著問題解決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