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魯迅生前一直不願意向別人談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著，長久地犧牲自我，這使魯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對一個具有鮮明現代意識的人來說，這種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魯迅有著更深的悲劇色彩。
對於兩個當事人來說，這是一個很可怕的記憶，周氏兄弟後來對此都閉口不談。
魯迅與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斷交信。信中說：
“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
而在此前的一天，魯迅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話：“上午啟孟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
更在此前五天的魯迅日記有過這樣一段文字：“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肴，此可記也。”
事情發展得這樣突然，是旁觀者始料不及的。他們的好友張鳳舉和川島對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語焉不詳。許多年後，許壽裳著《亡友魯迅印象記》，談及兄弟倆的衝突，文章寫道：
魯迅愛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條胡同住屋，是出於不得已而經營的。他原來在1919年把紹興東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後，就在北平購得公用庫八道灣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來住，這宅子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我說過：“我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我答：“誠然，簡直可以開運動會。”魯迅那時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