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周作人分手後，兩人均給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態度很明朗，站在了魯迅一邊。周建人理解魯迅，恐怕也是對哥哥周作人的那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的看法與大哥意見一致。細說起來，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經濟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來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家族裏的親人們之間產生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事。周作人的羽太信子在生活上不注意節儉，花銷頗高，搞得一大家人在經濟上頗為緊張。
周建人後來對此有過回憶：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還有稿費、講課費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這比當年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虧空，嚷著錢不夠用。在紹興，是由我母親當家，到北京後，就由周作人之妻當家。日本婦女素有溫順節儉的美稱，卻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卻真是個例外。她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氣派極闊，揮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齊坤，還有王鶴拓及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采購的男仆數人，還有李媽、小李媽等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孩子上學，雇有專門的黃包車夫。遇有家人偶感風寒，必延請索價不菲的日本醫生。更奇怪的是，她經常心血**，有時飯菜燒好，忽然想起要吃餃子，就把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房裏趕緊另包餃子……這種種花樣，層出不窮。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裏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
從當時魯迅兄弟的收入情況看，600個大洋折合成現時的人民幣約為3萬元，怎麽看都是白領階層，隻要安排得當，一家人的日子會過得舒適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揮霍外，根本不會持家。至於周作人，從不問這類凡間俗事，一頭紮進他的“苦雨齋”，潛心治學。雖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較講究一些，但還不至於這樣。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揮霍，不敢講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攜帶家眷回國居住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裏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的“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淩虐待，甚至被拉著要他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平日裏，一講起日本，她總是趾高氣揚，盛氣淩人；講到支那，都是卑賤低劣。而周作人隻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穩地讀書寫字，對一切都抱著息事寧人的態度，逆來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