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對“四條漢子”中的夏衍其實並沒有很深的成見，他們之間也沒有發生過不愉快的事情。魯迅還曾對夏衍所譯高爾基的《母親》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為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魯迅後來對夏衍的不滿，主要是將他與周揚捆綁在一起的，因為他與周揚當時都是左聯的實際領導人。可以說左聯部分領導人後來表現出諸多與魯迅有矛盾和不快的事，夏衍都身在其中，這就難怪魯迅後來用“一位名人約我談話”而引出“四條漢子”。
約魯迅談話者為夏衍，魯迅用“一位名人”來指代，不無嘲諷之意。而夏衍對自己不經意間成了“四條漢子”之一，特別是“文革”中“四條漢子”被“四人幫”利用作為整人工具一直耿耿於懷。夏衍耿耿於懷的還有魯迅談及“四條漢子”時那段情節的“失實”。
1979年底，夏衍特地撰文對此作了澄清。他在《一些早該忘卻而未能忘卻的往事》一文中，首先糾正了魯迅在時間上的錯誤，將1934年的事情誤寫為1935年了。其後又對魯迅“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一律洋服，態度軒昂”作了辯解，夏衍稱：
“到過舊上海的人都知道，內山書店所在地北四川路底，是所謂‘越界築路’區域，那裏既有工部局巡捕，又有國民黨警探。在當時那種政治情況下，我們四個人在內山書店門口下車，會引人注意，所以我們的車子過了橫浜橋在日本小學前停下來，然後四人分頭步行到內山書店，而此時魯迅是在書店門市部裏間等著我們，不可能‘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的。‘一律洋服’也不是事實，其他三人穿什麽我記不起來了，而我自己卻穿著一件深灰色駱駝絨袍子。因為一進內山的日本式會客室，在席子上坐很不方便，就把袍子脫了，所以我還能記得。至於‘態度軒昂’，那時我們都是三十上下的人，年紀最大的田漢36歲，身體也沒病，所以‘軒昂’了一點可能是真的。這是幹部向領導人匯報工作，是戰友間的會見，既不是覲見，也不是拜謁，那麽不自覺地‘軒昂’了一點，也不致犯了什麽不敬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