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是，當事人顧頡剛對魯迅對他的態度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
《顧頡剛年譜》中，1926年8月25日的顧氏日記中，有他1975年、1973年補記的兩節。其中，對他與魯迅在廈大的衝突，有這樣的說辭，“林語堂來信囑換聘書改為史學研究教授……值魯迅來，渠本不樂我，聞潘言，以為彼與我同為蘇州人，尚且對我如此不滿，則我必為一陰謀家，慣於翻雲覆雨者，又有伏園川島等從旁挑剔，於是厭我愈深，罵我愈甚矣”。
也就是說，他以為魯迅不滿他是因為潘某的攻擊與伏園川島的挑撥，但實際上魯迅對他的不滿並非這個原因。這點，在顧頡剛後來給胡適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覺，所以他才在信中這麽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麽孽，到今世來受幾個紹興小人的播弄。”所謂“紹興小人”，自然是指魯迅。
但是，直到去世，顧頡剛可能都沒能明白魯迅究竟何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