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去世後，錢玄同曾在《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憶與略評》一文中概括他與魯迅的交往：“我與他的交誼，頭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後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極疏，實在是沒有往來。”1
具體來說，魯迅與錢玄同之間的由疏轉密，是以1917年8月9日為重要標誌的；兩個人之間的化友為敵，是以1929年5月25日為重要標誌的。
查閱《魯迅日記》，兩個人之間最早的通信記錄是1913年3月16日的“得錢中季書，與季市合一函”。而現存最早的錢玄同致魯迅信寫於1915年4月9日，其中寫道：“委件又遲了許久，未曾報命。弟不善作篆，真書雖拙劣猶或稍愈於篆，故改寫真書，未識可用否？”2
由此可知，魯迅此前曾經索要過錢玄同並不擅長的篆體書法，而錢玄同送給他的是真體書法。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第一次到南半截胡同紹興會館與周氏兄弟聚談，周作人在日記中留下的記錄是：“錢玄同君來訪，不值。仍服規那丸。下午錢君又來，留飯，劇談至晚11時去，夜頗熱。”3
魯迅在日記中留下的記錄是：“晴，大熱。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4
這是錢玄同與魯迅及周作人兄弟之間由疏轉密的重要標誌，在隨後的兩年多時間裏，三個人之間借助《新青年》雜誌展開了密切合作。
據《魯迅日記》記載，錢玄同1918年間到紹興會館訪談二十七次，寄給魯迅書信六封，為魯迅代領薪水兩次，一起外出赴宴兩次。魯迅1917年至1919年的三年時間裏，共寄給錢玄同書信近四十封，其中包括1917年的五封。
另據錢玄同在《我對於周豫才君之追記與略評》中回憶：“六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大事革新，聘陳仲甫（獨秀）君為文科學長，胡適之（適）君及劉半農（複）君為教授，陳、胡、劉諸君正努力於新文化運動，主張文學革命；啟明亦同時被聘為北大教授。我因為我的理智告訴我，‘舊文化不合理應該打倒’，‘文章應該用白話做’，所以我十分讚同仲甫所辦的《新青年》雜誌，願意給它當一名搖旗呐喊的小卒。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啟明的文章，接著第二、三、四諸號都有啟明的文章。但豫才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四卷第五號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