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振聲先生在本年十月十三日《大公報》的《星期文藝》第一期上發表了《我們打開一條生路》一篇文。中間有一段道：
“過去種種譬如昨日死”，不是譬如，它真的死亡了；帝國主義的死亡，獨裁政體的死亡，資本主義與殖民政策也都在死亡中，因而從那些主義與政策發展出來的文化必然的也有日暮途窮之悲。我們在這裏就要一點自我諷刺力與超己的幽默性，去撞自己的喪鍾，埋葬起過去的陳腐，從新抖擻起精神作這個時代的人。
這是一個大膽的，良心的宣言。
楊先生在這篇文裏可沒有說到怎樣打開一條生路。十一月一日《星期文藝》上有廢名先生《響應“打開一條生路”》一篇文，主張“本著(孔子的)倫常精義，為中國創造些新的文藝作品”，他說倫常就是道，也就是詩。楊先生在文後有一段按語，提到了筆者的疑問，主張“綜合中外新舊，胎育我們新文化的蓓蕾以發為新文藝的花果”。但是他說“這些話還是很籠統”。
具體的打開的辦法確是很難。第一得從“作這個時代的人”說起。這是一個動亂時代，是一個矛盾時代。但這是平民世紀。新文化得從矛盾裏發展，而它的根基得打在平民身上。中國知識階級的文人吊在官僚和平民之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最是苦悶，矛盾也最多。真是做人難。但是這些人已經覺得苦悶，覺得矛盾，覺得做人難，甚至願意“去撞自己的喪鍾”，就不是醉生夢死。他們我們願意做新人，為新時代服務。文藝是他們的崗位，他們的工具。他們要靠文藝為新時代服務。文藝有社會的使命，得是載道的東西。
做過美國副國務卿的詩人麥克裏希在一九三九年曾寫過一篇文叫做《詩與公眾世界》，說：“我們是活在一個革命的時代；在這時代，公眾的生活衝過了私有的生命的堤防。……私有經驗的世界已經變成了群眾，街市，都會，軍隊，暴徒的世界。”他因而主張詩歌與政治改革發生關係。後來他做羅斯福總統的副國務卿，大概就為了施展他的政治改革的抱負。可惜總統死了，他也就下台了。他的主張，可以說是詩以載道。詩還要載道，不用說文更要載道了。時代是一個，天下是一家，所以大家心同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