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後在八月十一那天命令榮祿回京對維新黨實施打壓。刑部上了奏本，請求調派官員對維新派人士進行審查，西太後馬上批示：“此事交付軍機處會審並審慎實施”，同時將張蔭桓拘押到刑部大牢。張蔭桓是皇帝推行維新變法的重要參謀之一，當時具有非常大的名氣，西太後對他非常厭惡，所以如此整治他（後來，張蔭桓被充軍發配到新疆，義和團運動的時候，端親王下令地方官將張蔭桓處死。另外，還有一名維新派人士叫徐致靖，也遭到終身監禁，到1900年被八國聯軍釋放出獄。為此，徐致靖來到西太後在太原的臨時行宮，依然懇請西太後繼續監禁自己，或許是他不願意接受洋人對自己的釋放，或者還是準備尊重中國皇帝的諭旨）。這份諭旨還說：“朝廷非常清楚北京內外的官員受維新派蠱惑的很多，但是，皇帝以慈悲為懷，除了罪魁禍首之外，其餘的人士不會追究的。”榮祿還特別提醒西太後再下一道諭旨，講明太後重新掌管朝政的意義。了解這份諭旨內容後，可以從中發現西太後擅長操縱群臣的能力。既然皇帝已經承認了自己的錯誤，這道諭旨足足可以說明維新派的一些做法讓人們心情不安，也是朝廷沒有能夠做到防患於未然。下達諭旨後，國家穩定下來。
進入北京城的榮祿被委以軍機大臣與兵部尚書的重任，掌控北洋軍隊，同時掌握國家政治、軍事的大權，這在大清曆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榮祿對西太後非常忠誠，也因此得到了特殊的待遇。不過，榮祿處理維新派的做法一度遭到一些人的斥責，可這都是旁觀者的正常反應，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從中國傳統思想的角度來分析榮祿的做法，其實就是一個臣子應盡的職責。再說，榮祿非常具備古代大臣的風範，在處理一些危機事情上很有獨到之處。在義和團運動時，中外的一些人士都將矛頭對準了榮祿，其實這都是康有為的謠言蠱惑，當時沒人替榮祿辯解，其次原因是外國大使館一些人對這件事存有偏見，無法得到真實情況的報告。當時，榮祿竭盡全力控製義和團在國內近似瘋狂的作為，還努力奉勸皇族人員，以免造成大錯。西太後掌控朝廷50年之久，期間，具備治理國家才幹並且能夠精忠報國的唯有曾國藩一人，其次就是榮祿。在滿清皇族王公大臣正在盲目地參與所謂國家大計、倒行逆施、強暴與軟弱並舉時刻，隻有榮祿果敢堅毅且有先見之明，的確在處理國家大事方麵起了一定的作用。從榮祿參與國家事務開始一直到1903年去世，縱觀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西太後最忠誠的臣子，更是西太後卓越的參謀，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西太後的知人善任。讀者在本書後麵的一些章節可以看到，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義和團運動時，西太後已經被自己強大的勢力和周圍權貴的附和所迷惑，再加上西太後自己的希望和迷信，答應端親王一些人的懇求，削去了榮祿的大權。可是，從《景善日記》中可以發現，盡管西太後在當時已經鑄成大錯，到後來依然聽從了榮祿的建議和參謀，才得以挽回危局。在國家已經陷入危機狀態時，朝廷也進入危機四伏的境地，而此刻西太後唯有榮祿可以依靠。榮祿對西太後忠貞不二，一心侍奉西太後。盡管剛開始時，西太後沒有聽從榮祿的提議，可到了後來又說非常欽佩他的先見之明。因此，中國的時局，當時盡管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可有一件事非常明確，那就是應該銘記榮祿的言行，在中外都應該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