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勒律治有一句名言：“但凡一時非常時興的言辭，都不能算公平的言論。”法國的一位知識分子也曾經說：“隻有智者能對人苛刻。”縱觀西太後的一生，要想為其下一個定評，首先需要去掉自己種族的偏見，然後仔細了解西太後身邊的情景和所處的位置，才可以給出公正的定論。《觀察》雜誌社曾經登載一篇評論，非常有道理：“西太後的身世和治理國家的思想、處事辦法，都與西方人的思想相差很遠。因此，從西太後的曆史上看，應該以西太後的規則加以評論，絕對不可以用我們的規則來對照。”從當今世界的公論和中國人的心理來看，西太後肯定屬於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一位君王，她聰慧的才智、堅毅果敢的性格，都遠遠超出了一般的男子。
期待中國人寫書來說明西太後的真實作為，似乎不可能。京城的官員，也有習慣做筆記的，可以作為參考資料。其中，也有親身經曆，對西太後的性情比較了解，而回憶西太後做事的人，肯定不會撰寫著作流傳後代，進而引發後人的興趣。或許，從中國的士紳角度分析，敘述西太後的真相屬於大不敬。各個通商口岸假托歐洲人保護下的人，還有中國香港及新加坡的一些報紙，以及廣東撰寫有關西太後的兩篇傳記的人，文章具有排斥滿族的偏見，觀點有點偏向，言辭不可以相信，類似於枯燥乏味的官書。新加坡的報紙曾經登載了一本書叫《中國內部之危險》，文章署名是文慶，屬於筆名，實際是康有為維新黨做的，言辭間充滿怒罵語句。或許是為了排斥滿族，想蠱惑列強壓製西太後難以回到北京。這個人的西方知識有些像印度的書商，以西太後比於色史、色密瑞密司、加色淩得麥地、雪麻沙裏那、佛奴肥、客裏阿格裏批勒，還引用但丁的言論，對西太後大加汙蔑，還摻雜一些實際事證實自己言論的正確性，其實沒有一點價值可言。他們抹殺了西太後的美德，缺乏對西太後所處環境艱難及其學問的考慮，根本沒有設身處地認真想一想，因此這些人的評論不足為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