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早年讀書，就立下了做聖賢的誌向。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儒到底是做官的學問，還是做聖賢的學問？
人類社會從一開始發明了教育這個東西，目的無非是兩方麵的：
一是傳遞人類在與自然共處、鬥爭中的經驗和教訓，傳遞人類的生存智慧和幸福人生的智慧，也就是世界觀；二是傳遞技能和技巧以滿足生產生活的必須。前一項內容就是後來的哲學，而後一項內容就是後來的科學。
如果說今天的教育和中國古代的傳統教育有什麽不同，今天的教育更偏重於職業化訓練、技能教育。而古代的學校教育更側重於道德觀、人生觀的灌輸，也就是意識形態教育。今天的教育是為工業化社會培養一顆顆合格的螺絲釘，而古代教育是一種聖賢教育、升華人格和本性的教育。
我們老家的老房子牆上正中懸掛著一幅清末老秀才寫的對聯，筆力剛勁，曰，“隻以金銀遺子弟，何如道德教兒孫”。這不就是一種智慧教育、人生觀教育嗎？人們綜觀了古往今來的曆史、家庭興衰、命運起轉，用無數血汗的經驗總結出一個無比深刻的道理，金錢的積累隻是一時，而無法世代長久流傳下去，而品行和道德卻最靠得住，可以伴隨一個人走完圓滿的一生。
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教育教的是如何做人。在古人看來，比起學到一項賴以謀生的技巧、技能來說，道德品格對於一個人能否真正得到人生的幸福反而更是至為重要的。
無論什麽樣的教育，都要因應人的本性，使人有最初的動力。就拿古代的聖賢教育來說，它逐漸和科舉取士建立了密不可分的關係。從正麵的影響來說，通過科舉，使傳統讀書人中品學兼優的優秀分子得以進入仕途，獲得社會的尊崇和榮寵，這在無形中反過來又鼓勵了讀書尚學之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