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即位後不久，出現了宦官劉瑾專權的局麵。
宦官問題是中國幾千年封建政權的毒瘤。各朝各代將這個問題處理得好的並不多見。中國曆史上曾經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時代：第一次是在東漢後期；第二次是在唐朝後期的九世紀；第三次則是從公元1435年王振當權一直到明王朝覆滅為止。
明代的宦官雖然沒有東漢之末和晚唐時期那些宦官的氣焰凶，勢力大，也不像漢唐的宦官那樣，把皇帝的立、廢、生、死都操於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權力極大，在中國宦官史上力拔頭籌。自永樂朝起，宦官逐漸得勢，從此一直到明思宗縊死煤山。
二百多年間，宦官們熙熙攘攘，你去我來，活躍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誕劇，甚至出現“九千九百歲”的魏忠賢這樣頗為奇特的曆史現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讓我們從魏忠賢的前輩們談起。
本來，草根出身的大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馬一生，為後代的江山計，不惜將功臣、大將們兔死狗烹，權力禁臠，又豈容宦官染指？他親眼目睹過元末宦官的危害，下決心從根本上鏟除宦官幹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1377年），有一名老太監，完全是出於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顯的錯訛。朱元璋明知太監說得對，仍然立刻下旨將這名太監逐出皇宮，遣送回原籍，原因是這名太監“幹政”。
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特意鑄一鐵牌懸掛在宮門上，鐵牌上寫著：“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這時候，宦官的權力跌入了曆史的低穀，不僅不允許幹預朝政，更不能與官吏串通一氣，甚至連給自己置產業的權力也沒有。
但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時代，這一鐵的綱紀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皇帝不但開始不再警惕宦官，而且開始把宦官視為心腹，當作控製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內臣不得幹預政事”被悄悄地改為不得擅自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