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段時間的煙花柳巷之跡，風情浪漫之戲，李叔同之後的許多敬仰者經常采取回避或否認態度。其實，這正是凡胎肉身之人的真情常態。
對於悟性極高、心性斐然的李叔同來說，凡事認真執著的俗世曆練才是他後來空門超然的根基。一個人，如果沒有經曆過紅塵俗世的洗禮，修為隻能是紙上談兵。
所以，李叔同在經曆了種種風月之事後，開始明白家事、國事不是擔憂或者宣泄便能解決問題的，必須要麵對。就在他出國遊學日本的前兩三年，他對自己的這些行為就有了反思和懺悔之意。
早在1902年秋，李叔同在致許幻園的一封信中寫道：“希濂兄已不在方言館，終日花叢征逐，致迷不返，將來結局，正自可慮。”他已經厭倦了這種生活方式，為將來的出路憂慮了。而且，尤其讓其憂慮的是，到了1905年的春天，母親的病越來越重了。
“母親病了！”李叔同自言自語著，有些不相信眼前的事實，因為母親好像從來沒有病過，他一直以為母親的身體很好。“她不會倒，她才40多歲的人哪！”李叔同望著墨黑的天空，依然有些不能相信。
然而有一種意念告訴他，春盡了，該走的人，也要走了，命運是挽留不了的！
這就是“情”，情愛的結果，包括那些摯愛的親情和傾心的愛情，都是悲劇！李叔同忽然有些憤懣，之後，便是一種難言的失落。
“不管如何，明天我要抗母親的命，為她請醫生！”李叔同帶著滿心的痛苦、決心，走回自己的房子，妻子每天深夜，都守候著他，直到他回來。他和她麵麵相覷，然後一起來到母親的房間。
床前，一盞油燈，燈芯如豆。母親的病，真的不輕了！
李叔同知道母親的生命已無法強留，滿眼噙著淚水，到市上去，找一口好壽材，以報答母親的恩惠。“母親艱苦的一生，隻落得這一點報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