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女大遷回南京後，戰爭與和平、獨裁與民主這些重大問題，一件件向著吳貽芳紛至遝來，讓她猝不及防，甚至來不及思考。這些事件考驗著她的政治智慧，考驗著她的判斷和抉擇。
作為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的吳貽芳，這麽多年雖然積累了不少人生經驗，但在這些大事麵前仍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工作之餘她仍不忘去上海看望年邁的二姨和二姨父陳叔通，這二老是她唯一的親人，有些把握不準的事情也想聽聽二姨父的看法。漸漸地她發現二姨父的政治傾向越來越明顯，有時甚至直接表達對中共主張的同情和對國民黨政權的痛恨。
其時，二姨父在上海大通別墅包達三先生家的“雙周聚餐會”上，開始了與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接觸，翻開他晚年政治生命新的一頁。老人知道吳貽芳與國民黨的人物接觸較多，他從關注到一步步具體去引導。
一九四六年六月，馬敘倫、陶行知、王紹鏊、許廣平等社會知名人士聯名致函蔣介石，強烈要求國民黨當局製止內戰，同時也給中共代表周恩來寫了信。沒想到蔣介石根本不予理睬，還針對全國性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愛國民主運動，製定了《維護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請願、罷工、罷課、遊行示威等活動。
六月二十三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在上海火車站廣場召開反內戰大會，歡送以馬敘倫為代表等十一人赴南京請願。代表們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時，突然遭到一群自稱蘇北“難民”的暴徒毒打。整個過程長達六小時，車站值勤民警佯裝不見，泰然離去。閻寶航和雷潔瓊為了保護馬敘倫，拚命用身體擋住暴徒，但還是挨了打，後來馬敘倫被推到廁所後麵辦公室躲了起來。學生代表陳震中被打成重傷，記者高集背、腿、頭均被打傷，左眼球突出。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南京“下關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