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鹹淳》《淳佑臨安誌》《夢粱錄》《南宋古跡考》等陳朽得不堪的舊籍迷住了心竅，那時候，我日日隻背了幾冊書，一支鉛筆，半斤麵包，在杭州鳳凰山、雲居山、萬鬆嶺、江幹的一帶采訪尋覓，想製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借以消遣消遣我那時的正在病著無聊的空閑歲月。有時候，為了這些舊書中的一言半語，有些蹊蹺，我竟有遠上四鄉、留下以及餘杭等處去察看的事情。
生際了這一個大家都在忙著爭權奪利，以人吃人的20世紀的中國盛世，何以那時候隻有我一個人會那麽地閑空的呢？這原也有一個可笑得很的理由在那裏的。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成功以後，國共分家，於是本來就係大家一樣的黃種中國人中間，卻硬地被塗上了許多顏色，而在這些種種不同的顏色裏的最不利的一種，卻叫作紅，或叫作赤。因而近朱者，便都是亂黨，不白的，自然也盡成了叛逆，不管你怎麽樣的一個勤苦的老百姓，隻需加上你以“莫須有”的三字罪名，就可以夷你到十七八族之遠。我當時所享受的那種被迫上身來的悠閑清福，來源也就在這裏了，理由是因為我所參加的一個文學團體的雜誌上，時常要議論國事，毀謗朝廷。
禁令下後，幾個月中間，我本混跡在上海的洋人治下，是冒充著有錢的資產階級的。但因為在不意之中，受到了一次實在是奇怪到不可思議的襲擊之後，覺得洋大人的保護，也有點不可靠了，因而翻了一個筋鬥，就逃到了這山明水秀的杭州城裏，日日隻翻弄些古書舊籍，扮作了一個既有資產，又有餘閑的百分之百的封建遺民。追思憑吊南宋的故宮，在元朝似乎也是一宗可致殺身的大罪，可是在革命成功的當日，卻可以當作避去嫌疑的護身神咒看了。所以我當時的訪古探幽，想製出一張較為完整的南宋大內圖來的副作用，一大半也可以說是在這Camouflage(偽裝)的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