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數千年裏，我國一直以光輝燦爛的文學成就，閃耀於世界的東方。而作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的《詩經》，便是我國文學光輝的起點。
《詩經》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十分豐富，它包括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祭祀典禮，戰爭徭役，定都建國，燕饗歡聚，狩獵耕耘，采摘漁牧，君王貴族，將軍大夫，君子淑女，農夫商賈，思婦棄婦，遊子隱逸，初戀思慕，閨怨春情，幽期密會，洞房花燭，迎親送葬，懷人悼亡，草木魚蟲，飛禽走獸，鶯啼馬鳴，風蕭雨晦，波光山影，火山地震，祈禱祝願，占卦圓夢等等，其信息量之大，文獻價值之高，令人驚歎。可以說，一部《詩經》立體地再現了生存環境、事態人情，是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內容在世界古代詩歌作品中是獨一無二的，遠比印度的《吠陀》與基督教《聖經》中的詩篇要廣泛得多。它的主題已不限於宗教性的，或僅僅表達一種虔誠的感情，它也不像荷馬史詩隻談論戰爭與冒險，它歌唱的是人的生活，人的感情，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說：“卑俗的山歌俚曲，現今日常熟悉的事情，天然的悲苦和傷逝，過去有過，以後還會有。”(選自《孤獨的割麥女》)在如此自然，如此樸素，如此親切地表現普通人民的心聲和感情方麵，很少有別的詩集堪與《詩經》相提並論。
《詩經》的“頌”、“雅”的言語方式與石鼓文、金鼎文相似。起初亦未必是“詩”，有一些產生於祭祀、禱告，相當於文告、政令；有一些相當於我們今天的書信、台詞，用來解決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另有一些是情詩，可以視為性靈之抒。細究《詩經》，基本可以肯定，即使是“風”作品，亦未必是出自底層百姓之手。所謂“獻詩采詩”，因於“周公製禮作樂”，“製禮”即周公整理夏商與文王典冊，製定周王室典禮；“作樂”即三公六卿的公私書信，必須先交內史抄寫存檔，原件再交信史傳送。而存檔付件中，凡可適於作樂之簡書，交王室大司樂譜曲配器，由大司樂題名後，作為王室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