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認為，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變幻無常，機遇也是一閃而過。要想快速適應變化並從中捕捉成功的契機，就要有變通的思維和敏銳的觀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變而善變就能獲得成功的事業。
大是大非麵前的權變之策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境變化而改變、調整自己的行為。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守自己既定利益的傾向越發加重。曾國藩稱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於負責任的人。
1.京師做官敢言直諫
清朝自嘉慶以後，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鹹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於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幹實事。如道光最寵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這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已成為習氣。以致於鹹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
相形之下，此時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器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於湘鄉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後，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於柔糜浮滑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出陽剛之氣。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棄祖宗臉麵，因此決定死後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的最嚴重懲罰了。由於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不得不令他的繼承人重視起來，因此，鹹豐帝即位後立即讓臣下討論，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