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中，我不曾買過一本日文書，這情緒是可想而知的。勝利後，我也不曾買過一本日文書，那是因為那時候我正在負一部分的責任，接收同文書院、自然科學研究所等敵性文化機構，為了避嫌疑，索性一本書也不買——雖然那時候日文書是滿街都是，其價奇廉。直到了三十五年的冬天，我的任務早已完畢，同時，為了要編纂中國曆史參考圖譜，不能不需要大量的參考書，方才開始著手搜購日文的關於中國的書籍，自考古到書畫的圖籍，無不有見必收。但書價已經較三十四年的冬天，漲到十倍以上了。我以無比的毅力，且得到“中國曆史參考圖譜刊行會”裏諸位友人們的後援，大量的在搜求這一類的書。先是在上海書肆裏訪求。然後，北平的書也大量的南來了。
恰好有一個很好的機會，有幾位書友到東北九省去收書，他們所得到的最好的一部分書也歸我所有。最後，台灣的一位青山高亮教授的藏書，也經由一位書友的手，而由我得其重要的一部分。在短短的一年裏，我得到了一千多種的重要的日文書。有的書，在二十多年前，我雖見到，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自己也不相信，會有那麽多的成績。但我見了這麽多的日文書，我心裏覺得慚愧極了！我為我們弄學問的人臉紅。為什麽他們會有那麽多，那麽好的成績，而我們的出版物，為什麽竟那麽貧乏呢？至今竟以夏曾佑的一部中學用的中國曆史教科書升格到“大學叢書”，而且竟還是最好的一部本國史，實在不能不令人氣短！看看人家出了四十多厚冊的朝鮮史，出了十二大冊的支那文化史跡，出了十五大冊的支那工藝圖鑒，出了一百冊的大正大藏經，出了十五大冊的朝鮮古跡圖譜，出了泉屋清賞，出了爽籟館欣賞，出了白鶴帖，出了歐米搜儲支那古銅精華，出了西域考古圖譜，出了新西域記，出了樂浪時代的遺跡，出了樂浪，出了彩篋，出了王光墓，出了貌子窩，牧羊城，南山裏，營城子，東京城，赤峰紅山後，出了東洋美觀大觀，出了書苑，出了書道全集，出了支那名畫寶鑒，出了南畫大成……簡直是數不盡的洋洋大觀，有係統的集大成的大規模的著作，有時未免顯得蕪雜，顯得不精純，但他們的努力是極可佩服的。我開始對於他們的工作，發生了極濃厚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