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學術思想，至兩漢而結局，凡漢人之所從事，大抵為古人作功臣，不能特別有所創造。然因古代文明之遞嬗，亦能於保存之中演為新製，而國基大定，疆域遼廓，又足以生國民宏大優美之思想，未可概以因襲鄙之也。又凡漢人之著作，與其所研究者，不盡傳於後，觀《漢書·藝文誌》及錢大昭《補續漢書藝文誌》，其書之亡逸者夥矣。以今所存，遽下定論，殊為未安。姑就著於世者，比而論之，其學術文藝，猶有千門萬戶之觀。是可知漢人於吾國之文明，既善繼往，兼能開來，非如後之言漢學者，第以經義訓詁為一朝之學也。
世多謂漢武帝絀諸子，崇儒學，為束縛思想之主因。然古先聖哲思想之流傳，實武帝之功。以功為罪，正與事實相反。觀《藝文誌》，即可知其說之不然。
錢大昭（1744～1813）：清代文字訓詁學家。字晦之、竹廬，江蘇嘉定（今屬上海）人。錢大昕弟。著有《前後漢書辨疑》、《補續漢書藝文誌》等。
《漢書·藝文誌》：“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蓋漢初猶存挾書之律，惠帝雖除之，
《漢書·惠帝紀》：“四年，除挾書律。”
其民間之收藏隱秘，猶未盡敢公布。至孝武而後，諸子傳說與六藝之文，始並充於秘府。惡得以董仲舒、衛綰之言，遽謂武帝“罷黜百家”乎？
《漢書·董仲舒傳》：“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又《漢武帝紀》：“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