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車上書”中的革新主張雖然沒有被朝廷接受，但在之後的三年裏，維新變法的新思想越來越深入人心。梁啟超作為上海知名刊物 《時務報》的主編和主筆，被認為是變法運動最重要的宣傳者。在上海取得成功後，他於光緒二十三年 （1897）離滬赴湘，成為當地維新運動的先鋒人物。十月，德國強占山東膠州灣後，康有為重返北京，於十二月第五次給光緒帝上書。他慷慨激昂地陳述道：“自爾之後，赴機愈急，蓄勢益緊，事變之來，日迫一日。教堂遍地，無刻不可啟釁。礦產遍地，無處不可要求，骨肉有限，剝削無已，且鐵路與人，南北之咽喉已絕，疆臣斥逐，用人之大權亦失……恐自爾之後，皇上與諸臣雖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得也。陛下欲求為長安布衣而不可得也。”在維新派人士看來，維新變法勢在必行，刻不容緩。
這份奏疏因言辭激烈，光緒帝沒能馬上禦覽。但康有為因多次上書，令光緒帝印象深刻，想親自接見他。不料，朝中的頑固派從中作梗，以祖製勸說皇帝不能接見四品以下官員，光緒帝隻好諭令軍機處與總理衙門派大員代為接見。
光緒二十四年 （1898）正月初三，康有為被邀至總理衙門，與恭親王奕訢、慶親王奕劻以及翁同龢、李鴻章、榮祿、廖壽恒、張蔭桓等人進行了一場有關變法的大辯論。廖壽恒開門見山地問如何變法，康有為回答說：“宜變法律，官製為先。”已經垂垂老矣、在京城賢良寺閑居的李鴻章對於變法的前景將信將疑，問了一句： “然六部盡撤乎？”康有為的回答非常幹脆：“誠宜盡撤。”這位維新派領袖和盤托出的變法主張，幾乎是以日本明治維新為藍本。他甚至建議光緒帝效仿明治天皇誓眾變法，由此 “舉國便可風從”。康有為在他的 《日本明治變政考》中，描繪出一幅完全可以一蹴而就的變法藍圖：“歐美三百年造成治體，日本以三十年而摹成。以中國之廣土眾民，三年可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十年而霸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