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漢在這個時刻，以如此倉促的方式滅亡，當然主要是因為鄧艾發動千裏奇襲，出人意料地兵逼成都；可與此同時，譙周以三寸不爛之舌反複諫降，最終說服劉禪，顯然也是不可忽略的原因之一。
也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三國誌》的作者陳壽在《譙周傳》中說了這麽一句話：“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劉氏一族能免除災禍，蜀國臣民能得以保全，都是出於譙周的謀劃。
言下之意，仿佛譙周立下了什麽名垂青史的不世之功。
當然，如果站在魏國和晉朝的角度，譙周的確“居功至偉”，但如果站在蜀漢的立場上，結論恐怕就不該是這個樣子了。而陳壽之所以如此推崇譙周，原因很簡單：
其一，他是譙周的同鄉（都是巴西郡人）兼得意門生；
其二，譙周和陳壽師生二人，後來雙雙成了魏國和西晉的臣子——譙周因諫降之功被司馬昭封為陽城亭侯，遷騎都尉，後來在晉朝官至散騎常侍；陳壽也在魏、晉曆任著作郎、長廣太守、治書侍禦史、太子中庶子等職。
居於魏、晉的政治立場，陳壽當然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對譙周勸降劉禪之舉給予高度肯定了。然而到了後世，曆代史家對譙周的批判卻不絕於耳。
比如稍後的東晉史家孫盛，便對此評論道：“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冀微榮，惑矣！”
按照春秋的大義，國君與社稷共存亡，卿大夫與職守共存亡，何況劉禪已是天子（比春秋的國君規格更高），豈可受辱於人？譙周勸國君苟且偷安，忘卻禮義，貪圖利益，希望獲得微不足道的榮寵，糊塗啊！
在孫盛看來，當時鄧艾雖已兵逼成都，但蜀漢未必不可一戰。因為那時，還有蜀將羅憲“以重兵據白帝”，另一大將霍弋“以強卒鎮夜郎”，何況“蜀土險狹，山水峻隔”，不利於鄧艾的步兵展開行動。若蜀漢君臣乘船南下江州，一邊向南中征兵，一邊向東吳求援，加上還有薑維、廖化等人率領的蜀軍精銳，怎麽會走投無路？又何必擔心一定會滅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