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休除掉權臣孫，奪回旁落的天子大權後，東吳帝國終於獲得了久違的安寧。然而，東吳並未就此走向中興。因為孫休固然算是一個合格的皇帝，但絕非開拓進取的有為之君；而他奪回實權後提拔的兩個親信，也都是貪圖私利的庸碌政客，皆非匡扶社稷之能臣。
這兩個親信，一個就是左將軍張布，誅滅孫後兼任了中軍督，掌握了宮禁之權；還有一個叫濮陽興，曾任會稽太守，在孫休當琅邪王（住在會稽）期間對孫休照顧有加，所以孫休這回便投桃報李，一下就把濮陽興提到了丞相的高位，讓他總攬了軍國大政。
於是，張布和濮陽興這兩個藩邸舊臣，從此就成了東吳百官中最有權勢的人。用《資治通鑒》的說法，就是“二人皆貴寵用事”——張布“典宮省”，主內廷；濮陽興“關軍國”，主外朝。二人一內一外，“以佞巧更相表裏”，就是勾結在一塊，巧言諂媚皇帝，以鞏固到手的權力和地位。
對此，吳國臣民無不深感失望。
本以為孫休奪回大權後，可以撥亂反正，重振朝綱，不料他重用的這兩個人，卻是沆瀣一氣的貪權庸碌之輩，那吳國的未來還有什麽指望？
孫休喜歡讀書，他甫一即位，便於建業設立了太學博士製度，設置了五經博士（為後世南京太學之濫觴），可以說對東吳的文教事業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眼下除掉了權臣孫，孫休的心情大為輕鬆，便決定召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衝定期入宮，與他們探討學問。
沒想到，孫休的這一決定，卻遭到了張布的強烈反對。
皇帝無非就是想跟兩位學者談經論道，純屬人畜無害之事，張布憑什麽反對？
原因很簡單，學者通常秉性正直，敢於放膽直言，而張布掌權之後，沒少以權謀私，他擔心這兩人一旦入宮講學，很可能會把他的違法亂紀之事捅給皇帝，於是便極力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