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到處迫害哲學家、試圖讓全世界隻剩下一種聲音的歐洲教會，我們還一直沒往下說呢。
假如我們讓中世紀的教會製定一份“通緝危險分子名單”，我猜想，排在第一位的既不是馬丁·路德，也不會是斯賓諾莎，而應該是古登堡。那個給歐洲帶來活字印刷術的人。
歐洲教會的尊嚴盡失是從印刷術的出現開始的。這也賴那時的歐洲封建領主各自為政，行政效率低下。如果是換在乾隆時代的中國，管你什麽活字印刷，一場轟轟烈烈的禁書運動下來，一樣可以給你禁得差不多。
中世紀的歐洲就沒那麽美好了。印刷術的出現造成了出版業的空前興盛，從行政成本的角度看，教會不可能在每本書出版之前一一進行檢查，隻能等到發現了違禁書籍之後再進行查抄和銷毀。
因此，1559年天主教會開始推出《禁書目錄》，並且不斷更新它。最後一份《禁書目錄》到了1948年還在出版，那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都結束了。
教會規定，凡是印刷、出版、閱讀《禁書目錄》上所列書籍的人，一經發現都會受到嚴厲的懲處。我們之前提過的很多哲學家，比如笛卡爾、斯賓諾莎、洛克、休謨，還有後麵的康德、帕斯卡，他們的著作都上過這本《禁書目錄》。
但是《禁書目錄》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反效果。這裏就顯示出中國古代中央集權的優勢了。放到乾隆那兒，這本《禁書目錄》隻需要給各級官員當作內部刊物就可以了。而天主教會對歐洲的統治是間接的，它必須把《禁書目錄》公開，讓歐洲人民根據自己的宗教信仰自覺遵守。
因此，在荷蘭、波蘭、德意誌那些教會不太管得到的鄉村和城鎮裏，隱藏著大批印刷商和出版商。他們在羅馬安插眼線，一旦最新的《禁書目錄》出版，這些商人立即夜以繼日地印出最新的禁書。就像我們今天的“少兒不宜”反而成了宣傳賣點一樣，《禁書目錄》也讓很多人起了好奇心。在天主教會管不到的地方，這些禁書的傳播速度反而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