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關係的色情化
米歇爾·福柯在《性經驗史》（第一卷）一書中，列舉了四項近代之後的“性欲望的裝置”（Foucault，1976；上野，2002）：
一、兒童的性的教育化
（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體的歇斯底裏化
（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錯的精神病理化
（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e pleasure）；
四、生殖行為的社會管理化
（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讓我們按順序來看。“兒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兒童的性成為管理對象，尤其指對**行為的禁止成為兒童教育規訓的一項內容。“女性身體的歇斯底裏化”，指女性的身體被視為性身體，對性欲的壓抑被視為導致“神經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錯的精神病理化”，指除異性間性器接觸以外的多種**方式被視為錯亂反常的快樂，精神病理學將之視為異常。性欲倒錯，包括同性戀在內，同性戀在中世紀被視為道德上的越軌行為，但進入近代以後，被視為精神醫學上的病理現象，成為治療矯正的對象[1]。“生殖行為的社會管理化”，指夫妻關係以異性戀配偶為正統，作為生殖單位被置於社會的管理控製之下。經由這四項對“性”的管理，達到社會對個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權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曆史變化，導致四類人群成為控製管理的對象：“**的兒童”“歇斯底裏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馬爾薩斯主義[2]的夫妻”。
正統的異性戀夫妻之間的**，由此被置於特權地位。夫妻**的特權化，帶來了兩種變化。一種變化是，原本存在於婚姻內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間；另一種變化是，在夫妻關係中，**原本並非必不可少的紐帶，但現在卻被置於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