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扭女子就是我”
“別扭女子”一詞，是從雨宮麻美傳開的。[1]她的單行本《做個女子很別扭》（女子をこじらせて）（雨宮，2011），在出版文庫本時（雨宮，2015），我被指名寫解說。我與她素不相識，之所以被指名，是因為她看到過我在推特上對這本書的力讚吧。
把這本書介紹給我的，是一位四十多歲的女性。“簡直就像是在說自己，太有共鳴了。”她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標誌性人物。在20世紀90年代，四十多歲的女性說“東電女職員就是我”；進入21世紀，四十多歲的女性不知道東電女職員是誰，但她們會說“別扭女子就是我”。當然，20世紀90年代，日本尚無“女子”一詞。更準確地說，是四十多歲的女性不會自稱“女子”。對男人社會給予的“女人”指定席位感覺不適、不想也沒能成為那種“女人”、對此既自嘲又驕傲——“女子”一詞，讓人感覺其中包含著新一代女性的這樣一種心理。
那麽，“女子”“別扭”，是怎麽回事？在“後女性主義”（post-feminism）時代，“成為女人”比從前更加不易。雨宮的書，讓我們看到了“女子”的多重複雜骨折，無論她是否成為“女人”。
“當事人研究”之痛
痛。很痛的一本書。讀著都痛，寫得更痛吧。
這種痛，不是本人不自覺而被旁人嘲笑的那種痛。充滿如此尖銳的自我分析和如此徹底的自我反省的文本，實不多見。無須待旁人指出，作者對自己的弱點早已了然於心。
為什麽身為女人卻做了成人影片（**）的寫手？因為我做女子很別扭。為什麽我做女子很別扭？因為……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謎。為了解開這個謎，傾盡所有的知性與內省。這樣的書，當然不會不好看。
所以，我把這本書稱為“別扭女子的當事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