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名舉控的衝擊
從2017年到2018年，在好萊塢，在戛納，#MeToo（我也是）運動此起彼伏，蓬勃興盛。於是，有人歎息：為什麽在日本就開展不起來呢？其實，日本的#MeToo運動也踏實穩定地進展著，而且已經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地殼變動。社會輿論已經轉向了對性騷擾的零容忍。
掀起這一場波浪的最重要的契機，就是伊藤詩織在《黑箱》（2017）一書中現身露麵的實名舉控。[2]迄今為止，由於受害者的沉默或限於匿名形式的控告，性騷擾成為“無法特定受害者的犯罪”，從而讓加害者得以逃脫。性暴力的一個後果是對受害者的汙名化。一旦公開實名，受害者將會受到來自四麵八方的攻擊。正因為有了挺身而出甘願成為眾矢之的的女性，才有了#MeToo運動和後續者的登場。
回顧曆史，我們也可以說，“慰安婦”就是#MeToo的先驅。對，就是金學順在1991年實名現身以後，圍繞“慰安婦”的政治狀況才全然改觀。在金學順現身之前，“慰安婦”的存在和被害已經廣為人知，給予同情的人也為數不少。可是，直到金學順公開實名，向世人宣布“我在這兒，我就是當事人”，並要求謝罪和賠償，由此，起訴的“主體”才終於登場了。正因為如此，跟隨在#MeToo之後，表示“其實我也……”的人們也陸續出場。
實名舉控的衝擊力度，怎麽強調也不過分。不知讀者們是否還記得，當山尾誌櫻裏議員引用博客文章《托兒所抽簽落選了，日本去死吧》在國會提問時，被前首相安倍以“匿名博客無法辨偽”為由拒絕回答的事？結果，很快就有多名育兒中的父母，舉著“托兒所抽簽落選的就是我”的牌子，站在國會大廈前麵。[3]
如果沒有當事人現身，僅靠他人代為爭取權利利益，是非常困難的。何況，性暴力迄今為止被定為“由受害者親自起訴的犯罪”，靠他人代理起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