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末年，王守仁複出，曆任山東鄉試主考、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等職，其間與翰林庶吉士湛若水一見如故，相交甚契。他們都對早已官方化、八股化的程朱理學深感不滿，稱其“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遂相約將真正的聖賢之學發揚光大。
差不多在這個時候，王守仁開始收徒講學，力勸那些年輕士子不要沉溺於辭章記誦，應該首先樹立“必為聖賢”之誌，然後致力於真正具有精神價值的“身心之學”。
所謂身心之學，就是我們前麵提過的“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的學問，它可以使人內心強大；同時，它也是人的理性為自身立法的學問，可以讓人為自己建構生命的意義。
王守仁從少兒時代起便立誌為聖賢，至今三十多歲，其間的心路曆程不可謂不曲折。對此，他的摯友湛若水曾幫他做了這樣的總結：“初溺於任俠之習；再溺於騎射之習；三溺於辭章之習；四溺於神仙之習；五溺於佛氏之習。”
維特根斯坦說過：“哲學問題具有這樣的形式——我找不著北。”王守仁在二十多年間經曆的“五溺”，就是屬於典型的“找不著北”的表現。明知“聖賢必可學而至”，但是學什麽，怎麽學，學到哪裏才是頭，卻沒有人告訴他。就像程朱的格物之學一樣，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可要格到何時才算數，也壓根沒譜兒。對此，就連程頤和朱熹兩位老夫子，也隻能聳聳肩，攤攤手，說：“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若隻格一物便通眾理，雖顏子（顏回）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
王守仁之所以一路走來這麽辛苦，今天溺這個，明天溺那個，首先固然是生命力過於旺盛、興趣愛好過於廣泛所致，但最主要的，還是他對於程朱“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的篤信和踐履。可是這麽格來格去，最後隻能把自己的精神格得支離破碎、漫無所歸，至於北在哪裏，終究還是一片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