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十九年（1839年），山西巡撫（省委一把手）申啟賢到雁北一帶視察工作。路過代州（今代縣），當地一些裏正（類似村長）和紳耆（類似老知識分子或退休老幹部）攔住轎子告狀，反映驛站在征收號草中的問題[9]。攔大官的轎子和敲登聞鼓告狀一樣，都是很叫領導反感的行為，所告事實如有出入，按規定就要打八十板子，這是足以要老頭們的性命的責罰。韓愈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讓這些老頭和村幹部感到不公平，非要鳴一聲不可的，究竟是什麽東西？
清朝的驛站近似現在的郵政局，號草就是驛站馬匹食用的草料。這些草料由本縣百姓分攤，定期交納。那些老人和村長控訴說，驛站收號草有兩條不公平，一是大秤不準，經常七八十斤號草上秤而秤不起花；二是必須向收號草的驛書和家人交納使費，不然他們就不肯收。
第一條無須解釋了。第二條，用當代語言來說，就是非得再掏一筆辛苦費，才能請動驛書和“家人”的大駕，勞動他們收你的號草。驛書近似現在的縣郵政局領導，“家人”則是縣領導的私人親信，近似生活秘書。《大清會典》規定，驛站的財政費用由當地州縣政府提供，縣領導派親信來收號草，就體現了這重權力和責任。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告狀者的無奈：縣領導的家人敲詐勒索，怎能不攔住省領導告狀？
據申啟賢巡撫自己說，那些老頭攔住他告狀的時候，他已經生了病，性情煩躁，也沒有深究是非對錯，就下令掌責——打了那些老頭一頓耳光。不過剛打完就後悔了，心裏感到不安。他說，那些挨打的老頭“俱白發飄蕭”，他害怕這頓耳光打會出人命來。於是將此案件批給道台張集馨（近似雁北地委一把手）親自訊問，在半路上申巡撫又專門寫了一封信，叮囑張集馨處理好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