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們看看張集馨是如何處理號草問題的。
他調來了驛站收草的大秤，經檢驗，果然是百姓所控訴的那種黑秤。於是張集馨下令另造官秤，同時宣布：按照每斤一文的官價支付草價，不許驛書和家丁“幹沒”。他說，對這種處理，“民甚欣悅，而州牧及丁胥皆不樂。”
這樣就算完了？完了。沒有提到敲詐勒索問題，沒有追究貪汙的責任，沒有任何官員吏胥家丁為持續多年的不法行為付出任何代價。所有處理，不過是發一杆新秤，重申一遍正式規定。按照這種邏輯，不公平能夠存在多年，難道就是因為缺少一杆準確的秤？就是因為缺少一紙不準貪汙的規定？
在我看來，這樣的處理與其說是處罰，不如說是鼓勵。不處理，那些違法亂紀的人或許還有點心虛。經過這樣一番處理，他們便可以放心了：告到省委書記那裏，又指定名聲不錯的地委書記親自處理，最後又能怎麽樣呢？不過給了我們一杆新秤。過一年我們還貪汙，還敲詐勒索，大不了再得一杆秤。這也能算風險嗎？因此，他們的不高興不過是暫時的。他們手裏的加害能力並沒有絲毫的削減，他們的反撲欲望已經在不樂中展現出來。有能力又有願望，還有什麽東西可以阻止他們前進的腳步呢？
後邊的事情張集馨沒有記載，我也就不知道了。但我估計當地百姓從此會死了告狀的心。至於清朝全國通行的驛站潛規則，我讀史不博，說不確實，但我敢確信：清朝在整體上沒有實現儒家主張和《大清會典》規定的第一等公平，連第二等公平也未必能夠普遍實現。以魯迅“想當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為標準，我們不妨把第一等公平稱為臣民級的公平，把第二等公平稱為奴隸級的公平。奴隸級公平沒有普遍實現的證據，就是太平天國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