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丕揚於萬曆22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書，時年62歲。他的職責是協助皇帝，選拔德才兼備的官員，將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崗位上。孫丕揚的職務類似現在的組織部長，在明朝的地位高居中央六部尚書之首。明朝在名義上沒有宰相，六部尚書之首在名義上簡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孫丕揚是個廉潔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說，“丕揚挺勁不撓，百僚無敢以私幹者”。遙想當年，這個陝西籍的倔老頭整天板著臉端坐辦公，成千上萬善於鑽營的官迷，居然沒人敢打他的主意，真叫我們這些五百年後的晚生肅然起敬。意味深長的是，這位孫先生當了吏部尚書之後，創建了“掣簽法”，明朝的幹部安排方式從此一變，官員們無論賢愚清濁，一概要憑手氣抽簽上崗了。一個聰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給自己的選賢任能的重大職責，轉交給了一堆竹簽。
按照現代管理學的原則，不同的職位對人員素質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據不同的職務要求選擇人才，揚其所長避其所短。這個道理當然是不錯的，當時的人完全明白。於慎行比孫丕揚年輕十來歲，當過禮部尚書，他就在《穀山筆塵》卷五中批評孫丕揚道：人的才能有長有短，各有所宜；資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務有繁有簡，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遠有近，各有所準。而這一切差別都付之竹簽，難道遮上了鏡子還能照見麵貌，折斷了秤杆還可以秤出分量麽？於慎行的這些批評很精當，簡直就像是比照著管理學原理說出來的，而且他還考慮到了上任路途遠近這個時代特點很強的問題。順便提一句，那時候交通不便，千裏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筆債。在工資不高的條件下，還債的壓力很容易轉化為貪汙的動力。因此，這個距離因素便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德”。赴任的官員到了千裏之外，情況不熟，語言不通，辦事便要依靠名聲很壞的吏胥，領導和監督作用也就無從談起。這又關係到“德才兼備”中的“才”。可見這個不起眼的距離因素也不容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