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明史》記載，孫丕揚誰都不怕，惟獨怕太監。千千萬萬的文官都不敢找孫丕揚走後門，但是宦官敢。宦官沒完沒了地托他給親信安排肥缺，孫丕揚安排又不是，拒絕又不敢，於是就發明了抽簽的辦法，讓那些宦官不要再來走後門。孫丕揚用心良苦。
宦官在名義當然沒有孫丕揚的官大。孫丕揚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頭子，也就是擔任太監的宦官，不過是個四品官，與孫丕揚差著四檔。而且宦官是不許幹預政事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規定，宦官幹預政事者斬。同樣，明朝也是沒有宰相的，開國初期的三個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殺掉他們，然後就廢除了宰相製度，並且在《皇明祖訓》中寫下一句嚴厲之極的話：
後代有敢建議立宰相者，滅九族。如此說來，孫丕揚隻需直接向皇上負責，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麽人。但是實際情形不然。
朱元璋廢除宰相，就等於迫使他的子孫後代親自出麵管理國家。必須由所有者親自出麵管理一個大企業的製度，尚且不能叫好製度，更何況管理一個大國。這是個體戶的思路。這個思路容不下專業分工的出現，不承認臣民之中有更善於管理而且樂於管理的專家人才。
這種製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顯然，生長在深宮內院的皇太子，對民間實際情況的了解必定是膚淺的，中國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筆法的隱惡揚善教育，告訴學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麽樣子，為什麽說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與實際情形相去甚遠。也就是說，一個滿腦子教條和理想的書生，就是這種製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領導者。這不過是一個有德無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個無德又無能的管理者，一個既缺乏理想又沒有頭腦的敗家子。這兩種皇上都缺乏管理國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協助他處理六部首腦提出的複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