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官軍的表現相反，李自成的軍紀越來越好。高鬥樞在《守鄖紀略》中說：早先，張獻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搶掠一場。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羅汝才每得一城，則改為派“賊”防守，並且嚴禁搶掠，以籠絡民心。
馬世奇還向皇上匯報了一件意味深長的事，他說“賊”知道百姓恨什麽，專門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號，結果百姓望風投降。而“賊”進一步發放錢糧賑饑，結果老百姓把“賊”當成了歸宿[76]。形勢發展到這個份上，剿匪已經沒有“剿兵”的旗號吸引人了，漂亮話的作用也就到頭了。——漂亮話本來對安撫人心大有作用：同樣是餓肚子，心裏以為餓得對，餓得公道，就可能縮在家裏等死；心裏以為不公道，就很可能罵一聲娘，拎著大棒子出門。所以林彪元帥說：“槍杆子，筆杆子，奪取政權靠這兩杆子，鞏固政權也要靠這兩杆子。”漂亮話確實可以當槍用。
皇上聽說了“剿兵”之類的事，會有什麽感想呢？李清記載了崇禎和蔣德璟等內閣大學士的一段對話。
皇上聽說百姓多跟著李自成跑，歎息了很久，然後說：我以前當麵對河南的督撫說過，叫他們選好將領，選好官員。有了好將領，自然兵有紀律，不敢擾民。有了好官員，自然安撫百姓。百姓視之如父母，誰還肯跟著賊跑？這是固結人心，是比剿賊還要靠前的事[77]。
在明朝的幹部選拔機製中，崇禎想要的“巧媳婦”究竟能不能選到，選到後如何做出無米之炊，已經是另外的問題了。我在這裏想說的還是崇禎死彎，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現，對崇禎死彎的穀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響。
沒有李自成，穀底會比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時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類的強大反對勢力，人們利害計算的結果頓時改變，崇禎死彎的穀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發展壯大，不那麽容易被消滅，反過來倒有得天下的可能，這時候入夥的風險就降低了，甚至比當流民的風險還要低了。而自己當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預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輩將大批官軍吸引過去，鬧得全國各地兵力空虛，無論是造反起義還是當土匪搶東西，風險都大幅度降低了。到了這種時刻，當然不必等到快餓死的時候再造反。這已經不是生死之間的選擇，而是怎樣更有利的選擇，是比生死底線高出一大截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