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一個繁榮的社會壓榨到崇禎死彎的穀底，也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需要有步驟分階段進行。我想用田地價格的走向作為這項工程進度的浮標。
我們知道，田地負擔越重，苛捐雜稅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錢。這就像開飯館一樣，除了交納各項稅費之外，三天兩頭來幾個穿官服的橫吃橫喝，吃完一抹嘴走了，你還得陪笑臉，不然就給你撕一張罰款單，這樣的飯館很難賺錢，自然賣不出好價錢。這就是說，皇上的好壞，貪官汙吏的多少，對土地價格影響甚大。土地價格可以近似地看作政府對百姓壓榨程度的浮標。壓榨越狠，價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亂，人口銳減，地廣人稀，田地的價格很便宜，不過一二兩銀子一畝。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三四百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六百元左右。明朝中期，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賦稅也不太重，田地的價格達到高峰，每畝能賣到五十兩到一百兩銀子。折成當時的糧價，大約值一兩萬公斤大米，相當於現在的人民幣三萬元左右。後來，富於理想的好皇上弘治死了，他的頑童兒子正德皇上即位，賦稅繁重，土地價格開始一路走低。據說，在正德和嘉靖之世，人們一度以田為大累贅，有拱手送人而人不肯要的[72]。當然這不是常規，南方土地每畝一般還可以賣十兩八兩銀子，但是政治狀況對地價的影響已經很顯然了。
嘉靖是在頑童正德之後即位的皇帝。明朝著名清官海瑞以敢罵皇帝著稱，他罵嘉靖帝，說嘉靖嘉靖，就是家家皆淨。與此相近，崇禎即位後老百姓中也傳開了一句話，把崇禎稱為重征。重征能征到什麽程度呢？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福建三》中記載：“民田一畝值銀七八兩者，納餉至十兩。”
我沒有替崇禎辯護的意思，但我得老實承認，這個數字實在太離譜了，我的第一感覺就是不可能。當時福建的糧食畝產最多三石（不到300公斤），正常年景不過賣一兩銀子。這可是白花花的銀子，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票子。就算福建的糧價漲瘋了，三石大米也不過賣六兩銀子，怎麽可能收十兩的餉？後來，我看到明朝刑科給事中孫承澤的一份奏疏，他向皇上描述了地方“私派”的問題。設身處地進入他所描繪的地方，我就得承認顧炎武說的十兩並非不可能。孫承澤這樣描繪地方官吏的處境：-忽然就下來了個發文，要取幾千石豆和大米，幾千束草，若幹頭健騾，若幹條口袋，若幹口銅鍋，若幹匹戰馬，送到某某部隊駐地交納。-州縣沒有辦法，就先借用正餉送上去。可是攤派到村子裏的，那就比比皆是了。所以，私派比正賦要多。[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