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麗莎白·西貝裏
在1699年的《卡爾洛維茨和約》之後，土耳其人直接向歐洲中心地帶進攻的威脅便已不複存在。因此，人們可以用一種更加放鬆的心態來看待東部的伊斯蘭世界。一個英國人在奧斯曼帝國的君士坦丁堡出任大使，他的妻子瑪麗·沃特利·蒙塔古（Mary Wortley Montagu， 1689—1762年）女士在信中描述了他們在土耳其生活的點點滴滴。當這本書信集在1763年出版的時候，讀者反應熱烈。對於像弗朗西斯·達什伍德（Francis Dashwood， 1708—1781年）爵士這樣曾經去過奧斯曼帝國的紳士而言，有一個俱樂部專門為他這樣的人而成立，即迪萬俱樂部（Divan Club）。在一幅描繪弗朗西斯爵士宅邸，位於白金漢郡的西韋甘比莊園的畫作中，這位爵士身著東方服飾，頭戴包頭巾，而畫上的簽名處則寫著“El Faquir Dashwood Pasha”（托缽僧達什伍德帕夏）。這種東方風韻在莫紮特的《後宮誘逃》（Il Seraglio， 1782年）中，以及在對《一千零一夜》的譯介中，均可窺豹一斑。這樣的風氣甚至延伸到花園的設計中，例如，位於薩裏郡鬆山園（Painshill）中的那些建於18世紀的花園，其形狀就與土耳其人的帳篷非常相似。拿破侖1798年在埃及開展的征服，進一步激發了人們對東方的興趣。在他的軍隊中，有工程師與學者，他們的研究最後都得以出版；此後，陸陸續續有地質學者、藝術家以及作家前往那些出現在《聖經》中的著名地點，他們通過各種方式記錄下心中的感受。我們可以將這些人列出一個長長的清單，其中就有法國詩人阿爾方斯·德·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與熱拉爾·德·內瓦爾（Gerard de Neval）；英國小說家安東尼·特洛勒普（Anthony Trollope），他曾在1858年代表郵政部門的雇員，同埃及就條約問題進行協商；當然還有藝術家大衛·羅伯茨（David Roberts）、愛德華·利爾（Edward Lear）與讓-萊昂·傑洛姆（Jean-Léon Gérme）。人們對穆斯林文化、曆史與宗教的興趣反映在大量的專著、文章中，自19世紀20年代開始，學術界成立了許多東方學會。進入19世紀，遠程旅行也比從前更加便捷和安全，大批的旅行者在旅遊指南的幫助下湧向東方，背包客的時代已然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