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國際秩序重構，各國普遍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這是一種適應性策略。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正式啟動。與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相比，日本實際上成功拖延了本應該在石油危機之後就立即實行的結構性改革，從而也拖延了改革陣痛的到來。
通過走“勞資協調路線”[4]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社會，在確保穩定就業的同時，利用公司內部的職務調動熬過了結構性改革的陣痛時期。日本企業十分類似變形蟲，長期實行多種經營戰略。這種將觸手伸向各行各業的經營方式是一種勞資雙方共存共榮的戰略，使得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企業可以守護所有的員工。日本企業內部遵循著這樣一種人才培養原則：與其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不如讓他們成為全能的組織型人才。隻要繼續把蛋糕做大，無論怎麽分配都沒有關係。
企業福利與現代家庭的組合，被稱為“企業社會主義”。這一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建立的組合，一直延續到結構性改革時期。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就是這一體製的最後一朵燦爛而無果的花。在其他發達工業國家都在為產業結構轉型而苦苦掙紮的時候，我們為“日式經營”（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工資製、企業內部工會）的成果感到自豪；當西方國家直麵“性革命”和家庭崩潰等問題時，我們為“日本式家庭製度”的穩定性感到自豪。回想一下，所謂的“家庭主婦優待政策”——年金製度的“第三號被保險者”[5]正是在1986年被製度化的。在這個時期，國家政策顯然這樣誘導女性：“嫁給上班族，成為全職主婦，走上人生巔峰。”
這時候，像傅高義這樣的外國學者紛紛吹捧“日本第一”，日本也舉國上下陶醉其中。
然而，日本社會不得不為改革的推遲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