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知道，至少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大學教育中專業性別隔離現象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如果閱讀杜魯-貝拉的著作，我們就會發現法國的情況與日本的情況相同。
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情況發生了急劇變化。前文已經提到，日本的女性升學率在20世紀90年代迅速增加，並且大學入學率超過了短大。與此同時，專業性別隔離也發生了變化，“實學”領域的女生數量大大增加。
其中，女生人數增加趨勢最為明顯的是人文學科中的法學部和理工科的醫學部。在保健、醫學領域，此前女性往往進入藥學和護理學專業，而現在醫學部的女生入學率越來越高。在上述趨勢的影響下，通過司法考試和醫師國家考試的女性比例顯著上升，目前這兩種職業的女性比例都在30%左右。女法官、女檢察官、女律師不再是稀有動物，以女性為主角的律政劇層出不窮。此外，女醫生也越來越多，“女醫”這種帶有歧視色彩的稱呼隨之逐漸消失。如果大學的醫學部有教授發表“我們醫學部不要女的”之類的“暴論”的話，來報考的學生就會急劇減少。
律師和醫生的共同點在於，兩者都是高度專業化的職業，能夠自己創業，可以說是“手藝人”的終極形態。
上文提到過，女兒的高等教育方向並不僅僅取決於她本人的意願和能力。女兒升學需要父母的支持。20世紀90年代女性的父母們比團塊世代還要年長。那一代的父母，尤其是父親，好多都固執地認為“女人不需要教育”。而大多數母親是高中畢業生或短大畢業生，她們是女兒的應援團：“雖然爸爸那麽說，但我還是支持你讀書！”
女兒的高等教育離不開父母的支持，尤其是母親的支持。自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注意到在我任教的東京大學，女生中的複讀生人數有所增加。複讀肯定也需要父母的同意。“明明是個女孩子，複讀也太可笑了，考上哪兒去哪兒吧！”這樣的父母越來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盡你最大的努力，複讀爭取上更好的大學”這種鼓勵鞭策女兒上進的家長。女生的複讀經曆似乎會成為履曆上的瑕疵，進而影響就業和婚姻。那些鼓勵女兒的家長，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夠不輸男孩，能夠越過這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