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女生的大學入學率迅速上升。當時，我注意到了學生的變化，有心理健康問題的學生越來越多。而且，其中有不少人都有自殘傾向。男學生常見“家裏蹲”、對人恐懼症；女學生常見割腕和進食障礙[7]。很明顯，很多學生都有心理問題。
眾所周知，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這種國立大學本來就有很高的學生自殺率，很多學生都有心理問題。並不是說90年代之前我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學生。然而，越來越多的學生表現出自殘傾向。這一現象不能歸為一時的特例，而必須被理解為一種新趨勢。
東京大學的學生都是殘酷競爭的贏家。他們都是優等生，堅信“努力總會有回報”的信條，絕不辜負老師和家長的期望。他們能夠考上，至少說明在此之前的努力確實得到了回報。高考大戰的勝利者一定相信，考上名校是因為自己有能力、肯努力；落榜是因為能力有限、努力不足。敗了就是敗了，落榜生就應該相信競爭的公平，責備自己不夠努力，拚命複讀，來年再戰。
然而，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單靠能力和努力是無法解決的，比如盡力也是徒勞的戀愛或者朋友關係、不遂人願的學業成績、迷霧重重的前途選擇。他們麵臨的最大麻煩就是求職期。即使是那些輕鬆通過筆試進入麵試的人，也有可能铩羽而歸，而且他們還搞不清楚自己為什麽被淘汰。在那種情況下，學生們似乎會覺得自己整個人格都被否定。反複經曆失敗的人，就會低著頭走進我的辦公室，麵如死灰。有的學生僅僅因為求職失敗，就陷入了“我沒有存在的價值”或“想死”的大腦短路狀態。也有一些男生因此一直曠課。當我問起來時，他說：“我離開家去上課，但感覺電車上的所有乘客都盯著我看，我嚇壞了，就回家了。”當時我在東京大學的辦公室被同學們叫作“保健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