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男女自殘自罰的背後，有著父母的期許。如果沒有背負如此沉重的期望，他們就不必如此自責了。在達到這個年齡之前，他們都曾是從不辜負父母期許的生龍活虎的孩子。這種前所未有的期望和負擔從何而來？由帶給女孩前所未有的機會，擴充了女性人生選項的《均等法》而來。
然而，父母對女兒的期許多少有點兒扭曲。正如瑪麗·杜魯貝拉所指出的，女兒既屬於勞動力市場，也屬於婚姻市場。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章已經論述過。兒子隻需在勞動力市場取得成就即可，但女兒則不然。就算事業有成，但如果不能結婚生子，得到“女人的幸福”，那麽就永遠不會被當成一個完整女人。另一方麵，如果女性優先考慮“女人的幸福”而離開勞動力市場，那麽父母又會念叨“好不容易供你上學……”換句話說，成為一個“成功”的女兒——從父母的角度看，“成功”地養育一個女兒——就是既要不讓須眉，事業有成，又要相夫教子，獲得“女人的幸福”，二者缺一不可。
我稱之為女兒的“雙重負擔”。我之所以想對現在的女兒們道一聲“辛苦了”，就是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兩個目標之中不論達成哪一個都很厲害了——家庭、事業不可兼得，這是那個時代的社會共識——不過這個說法現在已經失效了。
由於今天這種時代背景，母女之間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母親對女兒前所未有的期待，女兒對母親前所未有的背叛……這不能不成為女兒的“重荷”。
自從母親開始對女兒“投資”，女兒就成了母親的“作品”。在此之前，隻有兒子稱得上母親引以為豪的作品，但現在女兒同樣包括在內。母親的“業績”以孩子的“成就”來衡量，這種習慣至今沒有消失。諾貝爾獎得主剛出爐，媒體馬上跑去采訪他的老母親：“您是怎樣培養出這麽出色的兒子的？”這種問題的女兒版已經誕生了。我把這樣的女兒稱為“長著一張女人臉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