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讀了一本書，劉守剛老師的《中國財政史十六講》。本以為是本很枯燥的學術書，但是，看進去之後，才發現別有洞天。這本書顛覆了過去我們對“財政稅收”這個話題的基本理解。
過去我們總覺得，財政稅收，就是政府從民眾手裏提取財富，重要的話題，無非是三個。第一，稅收多還是少，不能收多了把老百姓逼急了，要輕徭薄賦。第二，政府怎麽收，才能更加公平和高效。第三，收稅的過程中，怎麽避免腐敗。
你看，這三個問題，都是政府該關心的。老百姓的心思從來一樣，能少收就少收，最好不收。至於那些政府的問題，我們為什麽要過問呢？
但是看了這本書才恍然大悟——稅收不僅是一個單向的政府收稅的過程，也是一個反向塑造政府的過程。說白了，有什麽樣的稅收，就有什麽樣的政府。稅收，不僅是一個全民該關心的話題，而且也是民間社會參與國家製度建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我們先來看一個簡單的道理，傳統的農業社會和商業社會到底有啥區別？
傳統的農業社會，政府的稅收主要來自土地。土地無法移動，也難以隱藏，民眾逃避稅收的可能性就很小。
於是我們便看到，農業社會政治的壓迫性要比工商社會嚴酷得多。因為對傳統農業社會的政府來說，征稅時固然也要考慮社會的承受能力，但是隻要政府擁有足夠的武力，民眾就得老老實實地繳稅。反過來說，這種收入來源也促使政府把執政重點放在確保武力優勢上，那當然就是嚴酷的壓迫性社會。
而反過來看那些工商業社會，工業、商業創造了大部分財富。政府要從流動資產上征稅，比從土地上征稅就難多了，因為民眾隱匿流動資產的手段多得多。征收商業稅，政府的武力雖然也有用，但效果要大打折扣。實在把商人逼急了，要麽跑掉，到別處做生意，或者幹脆少做生意。因此，工商社會政治製度的壓迫性就小得多，協商性、開放性要強得多。